黃侃之得師

是年（1907年）冬，先生將回國省親，往告章君，章當謂先生“務學莫如務求師，回顧國內，能爲君師者少，瑞安孫仲容先生尚在，君歸可往見之”。先生未即答。章君徐曰：“君如不即歸，必欲得師，如僕亦可。”先生欣然起，次日執贄往，叩頭稱弟子。自是日相追隨，所學益進。章君曰：“常言學問進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萬里也！”

——黃焯：〈季剛先生生平及其著述〉，《量守盧學記》，頁24。

君是時病瘵已深，一日淒然謂從父曰：“余家四世傳經，不意及身而斬。”從父傷其無子，強慰之曰：“君今授業於此，勿慮無傳人。”君曰：“諸生何足以當此！”曰：“然則誰足繼君之志？”曰：“安得如吾子而受之。”從父蹶然而起曰：“願受教。”翌日往，執贄稱弟子，扶服四拜，劉君立而受之。

——黃焯〈記先從父季剛先生師事餘杭儀征兩先生事〉，《量守盧學記》，頁124-125。

務學不如務求師，而竟二大師求黃侃也。

學而知之

（季剛）爲學務精細，誦四史及群經義疏皆十餘周，有所得，則箋識其端，朱墨重沓，或涂剟至不可識。有餘財，必以購書，或倉猝不能具書簏，即舉置革笥中，或委積幾席皆滿。得書，必字字讀之，未嘗跳脫。

——章太炎〈黃季剛墓誌銘〉，《量守盧學記》，頁2。

大師何曾生而知之？必也學乎！有志於學者當如此。

鍛煉恆心

注意寫作訓練是有恆齋的另一特點（當然全是用文言文）。每天一定要寫日記，記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讀書心得。這既練習了文筆，又鍛煉了恆心，當然是十分有益的。

——程千帆〈有恆齋求學記〉，收錄於《程千帆沈祖棻學記》，頁14。

寫日記其實就像寫自己的歷史。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書荒齋本來也是爲了記錄讀書心得，著日知。發現所記心得甚少，慚愧非常。如果我有寫日記，則必更無地自容。無怪乎說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謹再以“有寸金則買書，有寸光陰則讀書”自勉。

疑的學問

如何深思呢？這該我們自己發問，所以叫“學問”。讀書就是學，到了發問，是第二階段。無師可問，則且各自問自己。故說做學問要“會疑”。“會”者“能”義，我們要能疑、懂得疑。現在只說“懷疑”，要你不信，常懷著疑，如此又哪肯拼命讀書呀！讀了書要會疑，不是要不信，光懷疑了，又何必去讀？“會疑”是要懂得疑。疑了自會發問。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頁67。

志於大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

——《二程集》，頁189。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二程集》，頁21。

學術研究的新時代

疑古思潮盡管在二三十年代就不再成爲很強大的思潮，但疑古派的許多考據原則和認定古籍的原則實際上仍在使用。總的來說，近二三十年的考古發現，逐漸對疑古思潮提出了很多挑戰。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由於出土材料的發現，使許多過去被認定是僞書的書籍不再是假的。……而且，還有人說，可能《僞古文尚書》也不一定全僞，這是很麻煩的事情，因爲關於這本書的考訂，從清代奠定了中國人認識古籍的一些標準，一些研究的範式和考訂的原則。如果這些書並不僞，那麽，清代考據學的成就就要重新估計；清代考據學的原則要是被懷疑，現代很多歷史文獻研究的方法就也要被重新檢驗了。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頁130。

李零曾說現在的出土文獻幾乎把我們帶到“龍頭”了。現在是學術研究的新時代，而我對這個新時代是感到畏懼的。我現在這個階段本來應該是要吸收20世紀各位大師的研究成果，然而新出土文獻不斷挑戰他們的研究成果（如錢穆曾用三篇文章論證先莊後老，結果就被郭店老子推翻了，我一直爲此感嘆），這樣讓我開始懷疑，我干嘛還要讀他們——主要涉及先秦學術思想——的論文。可是，要說直接親自去碰這些新出土文獻卻又不夠資格，而新出土文獻的研究又不如古代。如帛書老子註釋本的數量遠不如通行本註釋的數量。而且，又會不會有更早的出土文獻證明現在所看到的出土文獻也是僞的？怎麽辦？是否一定要由始至終？還是說可以由終至始？或者還是可以不必理會那“僞書”的時代，直接爲不古不今之學？歸根到底，是我的惰性讓我祗想吃現成飯，而缺乏五四那勇破勇立的精神。

僞書不是廢物

如只爲研究哲學起見，則吾人只注重某書中所說之話之本身之是否不錯。至於此話果係何人所說，果係何時代所有，則絲毫不關重要。某書雖僞，並不以其爲僞而失其價值，如其本有價值。某書雖真，並不以其爲真而有價值，如其本無價值。即就哲學史說，僞書雖不能代表其所假冒之時代之思想，而乃是其產生之時代之思想，正其產生之時代之哲學史之史料也。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6。

不以人廢言，讀書亦如此。

哲學之進步

論者不察，見孔子講堯、舜；董仲舒、朱熹、王陽明，講孔子；戴東原、康有爲仍講孔子，遂覺古人有一切，而今人一切無有。但實際上，董仲舒只是董仲舒，王陽明只是王陽明。若知董仲舒之 《春秋繁露》只是董仲舒之哲學；若知王陽明之《大學問》只是王陽明之哲學，則中國哲學之進步，便顯然矣。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5。

此與余英時先生說的“用康德、海德格解釋宋明理學的人其實都是在宣揚自己的哲學觀點”無異。豈止宋學是新儒學，漢學亦是也。

功効不可急，工夫不可慢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榦曰：“尚看未熱。”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効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朱子語類》，頁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