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八股

現在的風氣一篇文章字數不多，下邊的注一大排；這是學校考學位的寫法，也是八股。譬如我是先生，今天出個題目叫你們寫文章，我要知道你究竟看了多少書。現在的師生關係和從前的不同，先生沒有工夫和你詳細談論，只要翻翻你的論文，可以知道你看過甚麽書。不是只給先生以個人看，還有兩、三位審查的先生都要看。這種寫文章的方法，是方便看的人，這個看的人是考你、審查你論文的人，而不是方便將來讀你書的人。這叫八股。

——錢穆：《經學大要》，頁525。

不懂學問的人的無知作風

我告訴你們，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學者，古代乃至於將來後代，最偉大的第一等的學者，也不會完全沒有錯的地方。一個人的知識聰明，他所注意到的地方太廣大了，總有疏忽的地方。我們後來的人，應該補他的缺點，並不能因他有一點錯的地方，我們就因此而看不起他。近代中國人的學風，最大的毛病，就是批評人家一點小錯誤，就要打倒這個人。這都是一種無知不懂學問的人的作風。

——錢穆：《經學大要》，頁471。

如斯謂史學衰的時代？

老莊、佛家的子學盛了，他們的思想比較出世，不看重現實社會人生，他們是一種出世主義，於是史學在這個時代要衰了，所以唐朝人的史學是衰的，唐朝人寫歷史、講歷史的人沒有幾個。

——錢穆：《經學大要》，頁364。

到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已不再是通經致用，治國平天下只要“通史致用”。漢朝人不肯學秦朝，唐朝就要學漢朝，這就要講史學了。

——錢穆：《經學大要》，頁370。

唐朝人的史學若是衰的，卻出了《史通》、《通典》、《貞觀政要》這幾部重要的史學名著，不亦怪哉？

惡性循環

今天還要講現代史，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講。現代史要面對現實問題，今天的讀書人逃避現實，所志也不大。大學畢了業，再拿到一張碩士、博士學位文憑，可以到大學任講師，升副教授、教授，一輩子到退休。所知就是這樣，這將害了下一代。你們受了上一代的害，也照這樣害下一代。

——錢穆：《經學大要》，頁305。

錢說死讀書

什麼叫死讀書？把自己的人生丟在一旁來讀書做學問，便是死讀書。至於你的人生呢？今天看電影，明天吃小館，這和讀書爲學絕不相干的。這樣來讀書都是死的。要學歷史、學文學、學哲學，而把你自己這個人放在一邊，和你所學不相干，怎麼學呢？

——錢穆：《經學大要》，頁254。

學絕道喪

現在我們研究的問題，都是零零碎碎的。寫篇博士論文，至少三十萬字。要字多，就要找材料。中國書多，可以東抄西抄。今天的中國已可謂到了“學絕道喪”的地步。

——錢穆：《經學大要》，頁298。

新知識

我當時教小學，講歷史了，拿這講法（按：五帝講法）告訴學生，結果我在學校享大名了。大家認爲我學問了不得，其實我是讀了夏曾佑的書。後來慢慢書讀多了，才知夏曾佑是一今文學家。這是一小故事，諸位讀書要讀到自己發生這樣的興趣，這才是新知識，在別人講來，是普通常識；在你講來，是新知識。但你要看重這一點，這是你做學問的生命，最寶貴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確是很開心的。

——錢穆：《經學大要》，頁122。

最近讀錢穆書愈感歡喜 ，佩服他。諸位或要說，錢穆的道理非常簡單、平凡。孔子何嘗亦不如是？他們這些平凡簡單的道理或許很多人都曉得，然而有誰能像他們那樣常將這些道理放在心上，終身行之？他們實在了不起。在別人所謂“普通常識”，對你的“新知識”又有何礙？

錢論陳文

又如陳寅恪，則文不如王（國維），冗沓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其十之三四，始爲可誦。且多臨深爲高，故作搖曳，此大非論學文字所宜。

——錢穆：〈致余英時書〉，《錢穆全集》第53冊，頁428。

胸懷氣度

錢玄同佩服崔適，提倡疑古辨僞更徹底了，把自己的姓都廢了，改稱“疑古玄同”。當時我很不客氣在講堂上批評這班過份講疑古辨僞的人，而也批評到他。我的朋友來告訴我說：“你如何如此大膽，敢批評疑古玄同？他的兒子在你班上呀！你要小心。”不久有人請客。錢玄同和我同爲陪客，坐一起，他對我說：“我有一兒子在你班上，你的話他都筆記下來，我都看了。”他又說：“他佩服你。”下邊就不再說了。那時的讀書人，這種胸懷氣度，今天人還有些比不上。

——錢穆：《經學大要》，頁11。

捨近求遠

來臺灣後，有一美國青年來看我。他是研究康有爲的。他給我看他的參考書目，我一看就說，你研究康有爲，所用的都是間接資料，都由別人寫的，你應先讀康有爲自己的書才行。其實今天一般作學問的，都犯了這種毛病。對於學者本身的書不看，儘管看別人講的。

——錢穆：《經學大要》，頁4。

理想的導師制

關於教學方面，則側重訓練學生以自學之精神與方法。於講堂講授基本共同課程外，採用導師制，使學者各自認定一位至兩位導師，在生活上密切聯繫，在精神上互相契洽，即以導師之全人格及其平生學問之整個體系爲學生作親切之指導。務使學者在脫離學校進入社會以後，對於所習學業仍繼續有研究上進之興趣與習慣，以藥近來大學教育專尚講堂授課，口耳傳習，師生隔膜，以致學者專以學分與文憑爲主要目標之流弊。

——錢穆：〈新亞書院沿革旨趣與概況〉，《新亞遺鐸》，頁15。

這是與魯迅“拒絕導師”相反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