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喜歡朱熹

答辯時朱先生讓我辨別朱子哲學與羅素中立一元論，這是針對我原來提出的修正傳統方法論的思想而發。朱先生提此一問題，張先生面色微變。但我心知朱先生不過就此一問而已，何況我的“出圈”思想在論文已收斂起來，以故從容應對，答辯順利通過，臨結束時朱先生笑著對我說：“你是太喜歡朱熹。”杜教授在旁立即說：“是同情的了解。”大概朱先生嫌我批判的分析不夠。

——陳來：《燕園問學記·十年道問學》，頁232。

我們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用的

老傅兩杯酒下肚便動了感情，激動起來，一本正經地發了一大通議論，大意是說，我們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用的，不要以爲我們在政治上能對國家起甚麼作用，知識分子的本份就是在學術思想上做開創性的工作，等等。我當時覺得老傅是借了酒來說出這一番與流行議論不同的痛切的意見，是有爲而發的。

——陳來：《燕園問學記·追憶傅偉勳》，頁187。

豈止是不通情達理？

我們論及那時的事跡，決不能脫離當時絕大多數人共享的“覺悟”水平。回想三十年前，“毛主席的指示”“組織上的決定”，這些字在人們心中的分量，哪裡是今天三四十歲以下的青年所能想像。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發動的，以當時絕大多數人的思想來說，只有跟緊的心情，哪有懷疑的餘地，在北京高校這樣正統的地方尤其是如此。那個時代的人，即使有想不通之處，也多認爲是自己未能理解主席的高瞻、中央的遠矚，或主流枝節不同，而盡量使自己努力理解而已。更何況這些世事少知、書生氣十足的老教授呢。

……

試想，這些老教授遠離上層內幕，對社會對政治的了解與我們普通人並無兩樣，他們能了解甚麼，看清甚麼？而他們受到如許的侮辱和折磨，浪費了他們最富創造力的學術生命期，以至造成對其個人和中國學術的不可彌補的損失，這倒不見有人爲之不平和痛惜，卻有人就其當年服從組織決定和需要所作的歷史典故的事，屢加責疑，這豈止是不通情達理？

——陳來：《燕園問學記·史家本色是書生》，頁161。

被批時的鄧先生

對於“文革”時期人們的思想狀況，鄧先生與那些標榜自外於“文革”影響的議論者根本不同，他坦承自己與大家一樣，說“在當時的氣氛下，大家都像喝了迷魂湯”，跟著當時的風氣走了。這不僅真實、形象地表達了當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也的確反映了當時高校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在北大歷史系1997年春節團拜會上，鄧先生說了這麼一段話：“老實說，我在‘文革’中沒有吃過太大的苦頭，我的原則是好漢不吃眼前虧。”其實，鄧先生在1966年就被劃入“牛鬼蛇神”的隊伍，以“反動權威”的罪名成爲革命的對象，接受各種批鬥和勞改。而他的倔強依然不改，“那時每逢批鬥，按例必先由紅衛兵向群衆介紹被鬥人的罪狀。那時每逢鬥到鄧先生時，紅衛兵必宣布其罪狀曰‘他解放前是胡適的秘書！’而每說到此，不論任何場合，鄧先生必立即打斷他的話，用那斬釘截鐵、鏗鏘有力的濃厚山東口音反駁說‘我不是胡適的秘書，我是北大校長室的秘書！’針鋒相對，絕不含糊。”

——陳來：《燕園問學記·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鄧廣銘先生紀念集讀後》，頁143。

讀書之道

1978年10月入學後，第二天即往張先生家，請問讀書之道，張先生讓我先讀《荀子》，他說：“《荀子》在難易之間，從荀子開始最好。”

——陳來：《燕園問學記·豈弟君子 教之誨之——張岱年先生與我的求學時代》，頁83。

初入北大，先去拜見張先生請問讀書次第，先生告以循序漸進，由淺而難，義理固是重要，文字訓釋亦不可忽，令先就王先謙《荀子集解》細讀之，蓋荀子在難易之間，於打基礎最爲適合。

——陳來：《燕園問學記·十年道問學》，頁215。

清華兩個才子

張先生年輕時和張蔭麟關係很好，張蔭麟是清華的才子，陳寅恪特別賞識他，他後來留美，回國後即作哲學系和歷史系合聘的專任講師。張先生住蔚秀園時對我說，30年代時，一天收到張蔭麟的信，說很贊成張先生的文章，願意和張先生訂交，所以兩人成爲好朋友。張先生還說，可惜張蔭麟爲家庭所累，爲女人所累，死的太早。張蔭麟長張先生4歲，當時的才名頗盛一時，所以他主動結交張先生，張先生覺得這是他早年在清華很值得紀念的事。……晚年張先生也提起過張蔭麟，張先生說，“張蔭麟走錯一步，陳誠當時看重他，請他作秘書長，他離開清華去了，結果不合而三，清華也不接受張蔭麟了。他只好到浙江大學，家庭又出問題，結果死了。”

張先生也提到與張蔭麟並稱清華才子的錢鍾書，說：“張蔭麟是清華才子，清華有兩個才子，一個是錢鍾書，一個是張蔭麟，張比錢早一些。張蔭麟文史哲全通，但他寫出的東西，像中國史綱，是在歷史方面。錢鍾書本來和我也有交誼，但57年出事後，路上見面我和他打招呼，他不理，以後我也就不理他了，不高攀了。……”

——陳來：《燕園問學記·追憶張岱年先生》，頁102～103。

豈可以常情而臆議之

尤可嘆者，領袖崇拜靡蓋社會，世人鮮不醉於其中，影響所及，先生亦不能免，故曾隨順大衆，參加批孔運動。外間對此不明而竟有疑之者，全不知其中情勢皆需身置此特殊時代特殊環境始可了解，豈可以常情而臆議之。

——陳來：《燕園問學記·馮友蘭先生小傳》，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