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中的遺民

普遍被認爲是最具“科學心靈”與原創性的上古史家王國維，政治上效忠清廷，文化上則是極度守舊。重要的中古史家陳寅恪，政治上與文化上皆爲保守主義者，終其一生未嘗以白話文寫作。他還直率地承認，自先秦以降，中國不只在科學，即使連哲學與藝術亦不如西方。中國佛學史權威湯用彤，實際上是《學衡》的撰稿人，而且，一如陳寅恪，始終使用文言文作爲他的寫作問題。不用說，他們三人都不同情狹義與廣義的五四運動。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頁289-290。

知先於行的困境

這裡我們踫到一個幾乎是無法解決的思想難題：科學方法要求我們不武斷，對於尚未研究清楚的問題不能隨便提出解決的方案，當然更不能盲目的行動。但是從個人到社會，隨時隨地都有許多急迫的實際問題需要當下即作決定。這些問題往往都不是事先能夠預見的，更沒有時間等待科學方法來個別地解決。生活既不能靜止不動，那麽這些決定便只有參照以往的經驗做抉擇了。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重尋胡适歷程——胡适生平與思想再認識》，頁235。

胡適北返的抱負

我縱覽《日記》，可以大致斷定，他（按：胡適）北返的最初抱負似乎主要包括下面三個方向：一、改革北大，以帶動全國大學的現代化；二、通過中基會的編譯計畫，大量翻譯西方的名著；三、努力發展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最後能將“漢學”（Sinology）的中心從日本京都或法國巴黎移到中國，特別是當時的北平。

——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頁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