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聖人

我很喜歡魯迅早期的作品，那些文字都是詛咒黑暗的，但含有一種深沈的力量。我想這也許因爲它們所體現的是一種“無我之境”，借用王國維的話說。魯迅“有我之境”的作品都不是我所能欣賞或瞭解的。一類是出於個人恩怨而刻毒咒駡的文字，如罵章士釗、罵“正人君子”陳源教授、罵梁實秋等。魯迅在這裡顯出了睚眦必報的面目，不是使人畏懼，而是使人厭鄙。而且他毫無認錯的勇氣。例如梁實秋用“褒貶”這個動詞，他卻譏笑梁實秋，又褒又貶，根本不通。後來雖經梁實秋指出這是北平土語，他卻裝作未見，置之不理。即使他不懂北平話，難道太炎門下連複詞偏用也不知道嗎？另一類更可怕，那是他自居左翼大宗師的文字。他罵徐懋庸、罵“四條漢子”之類本屬狗咬狗的東西，是非曲直外人無從判斷。不過我讀了總不免要聯想到假洋鬼子不許阿Q革命的故事。魯迅自己也經常扮演假洋鬼子的角色。有一群所謂“托派”的青年相信他正直無私，曾寫信求他主持一點公道，他的回信冷酷殘忍到簡直令人難以想像。這真正是他說的“痛打落水狗”。《新月》雜誌因爲批評國民黨而遭到麻煩，他不但沒有表示任何一點聲援和同情，反而冷嘲熱諷，意思是這些軟骨頭的小資產階級也配反抗嗎？

魯迅早年的骨頭是很硬的，但不知怎的，晚年緊跟黨的路線以後，頗有點欺善怕惡的氣息。在三〇年代他罵的對象都是比較安全的，最奇怪的是他罵日本卻罵得很少，至少不成比例。也像阿Q一樣，他只摸小尼姑的臉，連小D也不大敢惹。從作品看，似乎有兩個不同的魯迅，到底哪一個是真呢？還是魯迅也會變呢？

最難解的還是魯迅死後忽然變成了偉大的思想家。最初魯迅眼中的中國無論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一團黑暗，除非讀外國書，變成了外國，中國將沒有光明的一天。最後他終於在蘇聯那裡看到了光明。難道這就是他成爲偉大的思想家的所在麼？他“痛打落水狗”和“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思想確有了偉大的傳人，這當然也是他贏得這個稱號的另一根據。在我看來，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否定意識的化身，思想云乎哉！

……

魯迅幸而死得早，變成了“革命聖人”；周作人不幸而活得太長，竟應驗了他所引的“壽則多辱”那句古語。他們兩兄弟都精明得很，並不是沒有看到“身後是非”的問題。但是“如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這也是命運對於個人的作弄。總之，周氏兄弟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必然占很高的位置，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後人若懷著什麼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把他們捧得太高（魯迅）或貶得太低（周作人），恐怕都會得到相反的效果。

——余英時：〈談魯迅與周作人〉，《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頁84-87。

對魯迅不滿？

從這一方面可以看出，南高在廣義的新文化運動中，也發生過很重要的作用。《學衡》一出來以後就被魯迅痛罵，魯迅在中國大陸就是聖人，他說你好，那就上天，他說你壞，那就下地獄了。所以，《學衡》這一批人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是完全翻不了身的，個個打到十八層地獄。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余英時院士“余紀忠講座”演講全文〉，《人文與民主》，頁97-98。

我們更要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古典傳統，並消化這個偉大的傳統，以期收推陳出新之效。……“五四”時代的中國學人雖然激烈地要推倒中國傳統，他們自己卻正是從古典研究中翻出來的。

——余英時：〈民主與文化重建〉，《人文與民主》，頁113。

魯迅的古典功力深，又以爲因此自己思想有“鬼”，所以要青年少讀或竟不讀中國書。而余英時在《人文與民主》常爲中國傳統/文化辯護，敘述過程似處處批判魯迅。

民主之“量”與“質”

我認爲民主不只是“量”（quantity）的問題，一人一票、一百票就勝過九十九票之類的，那就是太粗淺。民主有“質”（quality）的問題，就是領導社會、政府各階層的領袖，必須要有高度人文修養，否則不配做民主時代的領袖。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余英時院士“余紀忠講座”演講全文〉，《人文與民主》，頁93。

若沒有很好的文化修養，僅僅操縱選票的數量，那麼民主就變成暴民政治，不是好東西。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余英時院士“余紀忠講座”演講全文〉，《人文與民主》，頁94。

進步不棄舊

今天我們有一個欠正確的觀念，認爲進步便是不要舊的了。不曉得進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間還是包容著舊的。這才是進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進步。進步必是由舊的中間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間依然保留著舊的，那麼這個新的當然比舊的是進步了。

——錢穆：〈史記（下）〉，《中國史學名著》，頁83。

日本是亞洲現代化最成功的地方，也正是由於它沒有發生暴力革命。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由日本傳入，而非直接由歐洲、俄國傳入。日本有了馬列主義以後，並不照單全收，他們喊著要“脫亞入歐”，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全盤西化”，但他們仍然保存了自己的種種傳統並能夠自由選擇，沒有暴力革命，就能夠如此，香港、臺灣也是。

——余英時：〈臺灣人文研究之展望〉，《人文與民主》，頁68。

翻書

今天大家讀白話文，在學術上夠標準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隨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過去，我們稱之曰“翻書”，又或說“查書”，所查又稱是參考書，沒有說“讀書”，這樣總不行。

——錢穆：〈史記（中）〉，《中國史學名著》，頁73。

王國維自殺原因

二〇年代中國革命的時候，喊著要打倒豪強地主，到處殺人，和王國維很熟識的葉德輝被扣上反動派的帽子，在湖南被活活打死，王國維也因此一刺激而自殺。

——余英時：〈臺灣人文研究之展望〉，《人文與民主》，頁68。

究竟中國有沒有哲學？

因此金岳霖才認定“中國哲學”應該理解爲“在中國的哲學”（“Philosophy in China”），而不是“中國的哲學”（“Chinese Philosophy”）。正如“中國物理學”只能是“物理學在中國”，而不是“中國的物理學”（“Chinese Physics”），因爲嚴格地說，後者是根本不存在的。

——余英時：〈“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人文與民主》，頁57。

如果說“國故研究運動”時期已經有金岳霖這樣的理解，那麼最近還能聽到“究竟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個問題實在是無理得很。然而畢竟是“中國哲學”這個詞彙帶有混淆性。不是看到余英時引金岳霖的說法，我也不知這個問題原來不應存在。無怪乎胡適（後期）、錢穆、葛兆光等都採用“中國思想史”之名。

求書爲求學

我前見中國報紙告白，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劵價約四五百圓。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價亦更貴。不知何處能代我籌借一筆款，爲購此書。因我現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若不得之，則不能求學，我之久在外國，一半因外國圖書館藏有此項書籍，一歸中國，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將初着手之學亦棄之矣。

——陳寅恪：〈與妹書〉，《書信集》，頁1。

鬼打墻

這時我所不識的教員和學生在談話了；我也不想細聼。但在他的話裏聽到一句“你們做事不要碰壁”，在學生的話裏聽到一句“楊先生就是壁”，於我就彷佛見了一道光，立刻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了。碰壁，碰壁！我碰了楊家的壁了！

——魯迅：〈“碰壁”之後〉，《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冊，頁76。

鬼格言

如果流言說我正在鑽營，我就得自己鎖在房裡了；如果流言說我想做皇帝，我就得連忙自稱奴才了。然而古人卻確是這樣做過了，還留下些甚麼“空穴來風，桐乳來巢”的鬼格言。

——魯迅：〈我的“籍”和“系”〉，《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冊，頁88。

所謂“無風不起浪”大概也是類似的鬼格言吧？昔時聽說過“蝴蝶效應”之論。蝴蝶離龍捲風遠遠的，誰又知道蝴蝶是始作風者？

羊、凶獸、魔鬼

凶獸樣的羊，羊樣的凶獸。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兇獸；但遇見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但是，在黃金世界還未到來之前，人們恐怕總不免同時含有這兩種性質，只看發現時候的情形怎樣，就顯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區別來。……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甚麼東西進去，只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那麼無論甚麼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裡去。

——魯迅：〈忽然想到〉（七），《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冊，頁63-64。

或解“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爲以義對待君子，以利對待小人。又或謂把人趕出地球是爲霸道。而魯迅要把魔鬼趕回地獄，不知魔鬼是何所指？

教員之恥

我吸了兩支煙，眼前也光明起來，幻出飯店裡電燈的光彩，看見教育家在杯酒見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於微笑後屠戮百姓，看見死屍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污穢灑滿了風籟琴，我想取作畫圖，竟不能畫成一線。我爲甚麼要做教員，連我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

——魯迅：〈“碰壁”之後〉，《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冊，頁76-77。

不知今天做教員的會有這種痛苦嗎？織芳說：“一有事故，教員也不見了，學生也慢慢躲開了；結局只剩下幾個傻子給大家做犧牲，算是收束。多少天之後，又是這樣的學校，躲開的也出來了，不見的也露臉了。”這樣局面在今天仍有跡可尋。只怕今天有些教員或是幫兇。

慎戴帽子

我新近才看出這圈套，就是從“青年必讀書”事件以來，很收些贊同和嘲罵的信，凡贊同者，都很坦白，並無甚麼恭維。如果開首稱我爲甚麼“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面一定是謾罵。我才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爲“與眾不同”，又借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於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

——魯迅：〈通訊〉（二），《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冊，頁26。

國民的代表

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

——魯迅：〈通訊〉（一），《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冊，頁23。

新中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我覺得甚麼都要從新做過。

——魯迅：〈忽然想到〉（三），《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冊，頁16-17。

我總以爲中國兩次翻新以後，還是中國。文革之禍猶秦焚書坑儒，或明清文字獄爾。老祖宗能在專制環境下做出大學問，今之學者不能乎？

留餘地

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甚麼，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加以油臭撲鼻，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彷彿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在這樣“不留餘地”空氣的圍繞裡，人們的精神大抵要被擠小的。……人們到了失去餘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餘地心時，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

——魯迅：〈忽然想到〉（二），《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冊，頁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