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之必要

一民族若只僅有文明而無野蠻，則即爲其衰亡之先兆。中國人文采彬彬，以弱不勝衣爲可貴，此即僅有文明而無野蠻。中國民族若真衰老，則即因其太文明。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46。

此之謂宋、清末之衰邪？故夷狄蠻而覆神州。

見侮不辱

爲“救民之鬥”，尹文、宋牼倡“見侮不辱”，是尹文、宋牼一派之重要標語。所以《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皆沿用此四字。荀子《正論篇》駁見侮不辱，使人不鬥之說，以爲人見侮而鬥，乃由於惡見侮，不必由於以見侮爲辱。所以雖信見侮非辱，但因不喜見侮，所以仍鬥。此駁甚有力；但宋子“見侮不辱”之言，並非全無理由。因“惡”或只是個人心中不喜，但“辱”則有關所謂面子問題。許多人不是因爲實際所受之不快而與人爭鬥，而是因爲要保全面子去爭氣，所以宣傳“見侮不辱”，總可算是救民之鬥手段之一種。且尹文、宋牼，所說“心之容”之義，似亦可爲荀子此駁之答复。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17。

“見侮不辱”或以“心之容”化“惡見侮”，是欲不以侮爲侮邪？何以受之？何以距之？

避；無身；同人我

此可見在老、莊書中，楊朱緒餘之論，依然存在；然此非老、莊最高之義也。蓋楊朱所說，多吾人不自傷其生之道。然處此世界中，吾人即不自傷其生，而他人他物，常有來傷我者。吾人固須不自傷，亦須應付他人他物之傷我。楊朱在此方面之辦法，似只有一避字訣。如“隱者”之“避世”，是其例也。然人事萬變無窮，害盡有不能避者。老子之學，乃發現宇宙間事物變化之通則，知之者能應用之，則可希望“沒身不殆”。《莊子》之《人間世》，亦研究在人世中，吾人如何可入其中而不受其害。然此等方法，皆不能保吾人以萬全。蓋人事萬變無窮，其中不可見之因素太多故也。於是老學乃爲打穿後壁之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真大徹大悟之言。莊學繼此而講，“齊死生，同人我”。不以害爲害，於是害乃真不能傷。由此言之，則老子之學，蓋就楊朱之學更進一層；莊子之學，則更進二層也。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11。

從這一角度來看，則老子爲楊朱之後，莊子爲老子之後。

孔子極注重人之心理方面

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只須其合禮，即是至好。至其發於行爲，果得有利的結果與否，不必問也。事實上凡人性情之真的及合禮的流露之發於行爲者，對於社會多有利，或至少亦無害，但孔子則不十分注意於此。如三年之喪之制，本可以曾子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之說，與以理論的根據；但孔子則只謂不行三年之喪，則吾心不安，行之則吾心安。此制雖亦有使“民德歸厚”之有利的結果，但孔子不以之作三年之喪之制之理論的根據也。孔子不注重行爲之結果，其一生行事，亦是如此。子路爲孔子辯護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63～64。

君子問其宜，不計其利。

人皆徘徊歧路之時

然因大勢之所趨，當時舊制度之日即崩壞，不因儒家之擁護而終止。繼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評或反對舊制度者，有欲修正舊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舊制度者，有反對一切制度者。此皆過渡時代，舊制度失其權威，新制度尚未確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時，應有之事也。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23。

此亦謂民初也。亂世無罪人。

惟須永遠重寫的哲學史

歷史有“歷史”與“寫的歷史”之分；哲學史亦有“哲學史”與“寫的哲學史”之分。寫的歷史，與歷史既難符合，則寫的哲學史，亦難與哲學史符合。且寫的哲學史所憑藉之資料，純爲書籍文字；則上述三種困難，尤爲難免。所以西洋哲學史只有一個，而寫的西洋哲學史，則何止百部，其中無有兩個完全相同。中國哲學史亦只有一個，而寫的中國哲學史，則有日漸加多之勢。然此人所寫，彼以爲非，彼之所寫，復有人以爲非，古之哲學家不復生，究竟誰能定之？若究竟無人能定，則所謂寫的歷史及寫的哲學史，亦惟須永遠重寫而已。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緒論》，頁14。

陳寅恪先生謂余英時先生“作者知我”之語，何其可貴！

太喜歡朱熹

答辯時朱先生讓我辨別朱子哲學與羅素中立一元論，這是針對我原來提出的修正傳統方法論的思想而發。朱先生提此一問題，張先生面色微變。但我心知朱先生不過就此一問而已，何況我的“出圈”思想在論文已收斂起來，以故從容應對，答辯順利通過，臨結束時朱先生笑著對我說：“你是太喜歡朱熹。”杜教授在旁立即說：“是同情的了解。”大概朱先生嫌我批判的分析不夠。

——陳來：《燕園問學記·十年道問學》，頁232。

我們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用的

老傅兩杯酒下肚便動了感情，激動起來，一本正經地發了一大通議論，大意是說，我們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用的，不要以爲我們在政治上能對國家起甚麼作用，知識分子的本份就是在學術思想上做開創性的工作，等等。我當時覺得老傅是借了酒來說出這一番與流行議論不同的痛切的意見，是有爲而發的。

——陳來：《燕園問學記·追憶傅偉勳》，頁187。

豈止是不通情達理？

我們論及那時的事跡，決不能脫離當時絕大多數人共享的“覺悟”水平。回想三十年前，“毛主席的指示”“組織上的決定”，這些字在人們心中的分量，哪裡是今天三四十歲以下的青年所能想像。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發動的，以當時絕大多數人的思想來說，只有跟緊的心情，哪有懷疑的餘地，在北京高校這樣正統的地方尤其是如此。那個時代的人，即使有想不通之處，也多認爲是自己未能理解主席的高瞻、中央的遠矚，或主流枝節不同，而盡量使自己努力理解而已。更何況這些世事少知、書生氣十足的老教授呢。

……

試想，這些老教授遠離上層內幕，對社會對政治的了解與我們普通人並無兩樣，他們能了解甚麼，看清甚麼？而他們受到如許的侮辱和折磨，浪費了他們最富創造力的學術生命期，以至造成對其個人和中國學術的不可彌補的損失，這倒不見有人爲之不平和痛惜，卻有人就其當年服從組織決定和需要所作的歷史典故的事，屢加責疑，這豈止是不通情達理？

——陳來：《燕園問學記·史家本色是書生》，頁161。

被批時的鄧先生

對於“文革”時期人們的思想狀況，鄧先生與那些標榜自外於“文革”影響的議論者根本不同，他坦承自己與大家一樣，說“在當時的氣氛下，大家都像喝了迷魂湯”，跟著當時的風氣走了。這不僅真實、形象地表達了當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也的確反映了當時高校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在北大歷史系1997年春節團拜會上，鄧先生說了這麼一段話：“老實說，我在‘文革’中沒有吃過太大的苦頭，我的原則是好漢不吃眼前虧。”其實，鄧先生在1966年就被劃入“牛鬼蛇神”的隊伍，以“反動權威”的罪名成爲革命的對象，接受各種批鬥和勞改。而他的倔強依然不改，“那時每逢批鬥，按例必先由紅衛兵向群衆介紹被鬥人的罪狀。那時每逢鬥到鄧先生時，紅衛兵必宣布其罪狀曰‘他解放前是胡適的秘書！’而每說到此，不論任何場合，鄧先生必立即打斷他的話，用那斬釘截鐵、鏗鏘有力的濃厚山東口音反駁說‘我不是胡適的秘書，我是北大校長室的秘書！’針鋒相對，絕不含糊。”

——陳來：《燕園問學記·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鄧廣銘先生紀念集讀後》，頁143。

讀書之道

1978年10月入學後，第二天即往張先生家，請問讀書之道，張先生讓我先讀《荀子》，他說：“《荀子》在難易之間，從荀子開始最好。”

——陳來：《燕園問學記·豈弟君子 教之誨之——張岱年先生與我的求學時代》，頁83。

初入北大，先去拜見張先生請問讀書次第，先生告以循序漸進，由淺而難，義理固是重要，文字訓釋亦不可忽，令先就王先謙《荀子集解》細讀之，蓋荀子在難易之間，於打基礎最爲適合。

——陳來：《燕園問學記·十年道問學》，頁215。

清華兩個才子

張先生年輕時和張蔭麟關係很好，張蔭麟是清華的才子，陳寅恪特別賞識他，他後來留美，回國後即作哲學系和歷史系合聘的專任講師。張先生住蔚秀園時對我說，30年代時，一天收到張蔭麟的信，說很贊成張先生的文章，願意和張先生訂交，所以兩人成爲好朋友。張先生還說，可惜張蔭麟爲家庭所累，爲女人所累，死的太早。張蔭麟長張先生4歲，當時的才名頗盛一時，所以他主動結交張先生，張先生覺得這是他早年在清華很值得紀念的事。……晚年張先生也提起過張蔭麟，張先生說，“張蔭麟走錯一步，陳誠當時看重他，請他作秘書長，他離開清華去了，結果不合而三，清華也不接受張蔭麟了。他只好到浙江大學，家庭又出問題，結果死了。”

張先生也提到與張蔭麟並稱清華才子的錢鍾書，說：“張蔭麟是清華才子，清華有兩個才子，一個是錢鍾書，一個是張蔭麟，張比錢早一些。張蔭麟文史哲全通，但他寫出的東西，像中國史綱，是在歷史方面。錢鍾書本來和我也有交誼，但57年出事後，路上見面我和他打招呼，他不理，以後我也就不理他了，不高攀了。……”

——陳來：《燕園問學記·追憶張岱年先生》，頁1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