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化情

（莊子妻死），莊子始亦不能“無慨然”，此情也。“後察其始”云云，即以理化情也。以理化情，則“哀樂不能入”矣。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81。

理學家倡“存天理，滅人欲”，陳來已明其合理。其於情則“發而皆中節”，是亦有情。莊子則不欲有情矣。

學說之價值

惟辯者之所以“治怪說，玩琦辭”，是否果只爲“以反人爲實而以勝人爲名”，或爲發現真理，此則吾人所不知。然一學說之價值，與其人之所以立此學說之動機，固無關係也。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68。

不以學說之動機非學說之價值，固爲其價值之獨立，然竊意不得謂其動機與價值之間無關係。若只問價值而不問其動機，則是功利觀點，亦抽離於歷史矣。

野蠻之必要

一民族若只僅有文明而無野蠻，則即爲其衰亡之先兆。中國人文采彬彬，以弱不勝衣爲可貴，此即僅有文明而無野蠻。中國民族若真衰老，則即因其太文明。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46。

此之謂宋、清末之衰邪？故夷狄蠻而覆神州。

見侮不辱

爲“救民之鬥”，尹文、宋牼倡“見侮不辱”，是尹文、宋牼一派之重要標語。所以《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皆沿用此四字。荀子《正論篇》駁見侮不辱，使人不鬥之說，以爲人見侮而鬥，乃由於惡見侮，不必由於以見侮爲辱。所以雖信見侮非辱，但因不喜見侮，所以仍鬥。此駁甚有力；但宋子“見侮不辱”之言，並非全無理由。因“惡”或只是個人心中不喜，但“辱”則有關所謂面子問題。許多人不是因爲實際所受之不快而與人爭鬥，而是因爲要保全面子去爭氣，所以宣傳“見侮不辱”，總可算是救民之鬥手段之一種。且尹文、宋牼，所說“心之容”之義，似亦可爲荀子此駁之答复。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17。

“見侮不辱”或以“心之容”化“惡見侮”，是欲不以侮爲侮邪？何以受之？何以距之？

避；無身；同人我

此可見在老、莊書中，楊朱緒餘之論，依然存在；然此非老、莊最高之義也。蓋楊朱所說，多吾人不自傷其生之道。然處此世界中，吾人即不自傷其生，而他人他物，常有來傷我者。吾人固須不自傷，亦須應付他人他物之傷我。楊朱在此方面之辦法，似只有一避字訣。如“隱者”之“避世”，是其例也。然人事萬變無窮，害盡有不能避者。老子之學，乃發現宇宙間事物變化之通則，知之者能應用之，則可希望“沒身不殆”。《莊子》之《人間世》，亦研究在人世中，吾人如何可入其中而不受其害。然此等方法，皆不能保吾人以萬全。蓋人事萬變無窮，其中不可見之因素太多故也。於是老學乃爲打穿後壁之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真大徹大悟之言。莊學繼此而講，“齊死生，同人我”。不以害爲害，於是害乃真不能傷。由此言之，則老子之學，蓋就楊朱之學更進一層；莊子之學，則更進二層也。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11。

從這一角度來看，則老子爲楊朱之後，莊子爲老子之後。

孔子極注重人之心理方面

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只須其合禮，即是至好。至其發於行爲，果得有利的結果與否，不必問也。事實上凡人性情之真的及合禮的流露之發於行爲者，對於社會多有利，或至少亦無害，但孔子則不十分注意於此。如三年之喪之制，本可以曾子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之說，與以理論的根據；但孔子則只謂不行三年之喪，則吾心不安，行之則吾心安。此制雖亦有使“民德歸厚”之有利的結果，但孔子不以之作三年之喪之制之理論的根據也。孔子不注重行爲之結果，其一生行事，亦是如此。子路爲孔子辯護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63～64。

君子問其宜，不計其利。

人皆徘徊歧路之時

然因大勢之所趨，當時舊制度之日即崩壞，不因儒家之擁護而終止。繼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評或反對舊制度者，有欲修正舊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舊制度者，有反對一切制度者。此皆過渡時代，舊制度失其權威，新制度尚未確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時，應有之事也。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23。

此亦謂民初也。亂世無罪人。

惟須永遠重寫的哲學史

歷史有“歷史”與“寫的歷史”之分；哲學史亦有“哲學史”與“寫的哲學史”之分。寫的歷史，與歷史既難符合，則寫的哲學史，亦難與哲學史符合。且寫的哲學史所憑藉之資料，純爲書籍文字；則上述三種困難，尤爲難免。所以西洋哲學史只有一個，而寫的西洋哲學史，則何止百部，其中無有兩個完全相同。中國哲學史亦只有一個，而寫的中國哲學史，則有日漸加多之勢。然此人所寫，彼以爲非，彼之所寫，復有人以爲非，古之哲學家不復生，究竟誰能定之？若究竟無人能定，則所謂寫的歷史及寫的哲學史，亦惟須永遠重寫而已。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緒論》，頁14。

陳寅恪先生謂余英時先生“作者知我”之語，何其可貴！

僞書不是廢物

如只爲研究哲學起見，則吾人只注重某書中所說之話之本身之是否不錯。至於此話果係何人所說，果係何時代所有，則絲毫不關重要。某書雖僞，並不以其爲僞而失其價值，如其本有價值。某書雖真，並不以其爲真而有價值，如其本無價值。即就哲學史說，僞書雖不能代表其所假冒之時代之思想，而乃是其產生之時代之思想，正其產生之時代之哲學史之史料也。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6。

不以人廢言，讀書亦如此。

哲學之進步

論者不察，見孔子講堯、舜；董仲舒、朱熹、王陽明，講孔子；戴東原、康有爲仍講孔子，遂覺古人有一切，而今人一切無有。但實際上，董仲舒只是董仲舒，王陽明只是王陽明。若知董仲舒之 《春秋繁露》只是董仲舒之哲學；若知王陽明之《大學問》只是王陽明之哲學，則中國哲學之進步，便顯然矣。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15。

此與余英時先生說的“用康德、海德格解釋宋明理學的人其實都是在宣揚自己的哲學觀點”無異。豈止宋學是新儒學，漢學亦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