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就是生活

重要的是，教師與學生之間要有一種共同的瞭解——做人不僅是要有一職業，讀書生活也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訓練。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頁15。

做人應至少有一職業，不論是爲了賺錢或爲社會作出貢獻等理由，然不能以之爲人生唯一目的。讀書生活誠然是一種職業訓練，然不能以之爲讀書唯一意義。大將書行的口號不錯，“閱讀就是生活”。

罵儒的背後

胡適是另一位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領袖，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稍有不同的例證。在提出“打倒孔家店”這個全國皆知的反儒戰役口號的事上，他比其他人負有更大的責任。但是，做爲一個溫和的自由主義者，他似乎從一開始就發現不應該把做爲國家意識形態的儒學和他稱之爲“人文和理性的中國”的核心的儒家價值觀混淆起來。特別有意思的是，在他的許多英文著作裡，他常常把儒學和西方自由主義作對比。當然，胡適在智識上很圓通，他不會宣稱中國古代已獨自發現了民主的概念。但是，他也清楚地提出，某些儒家觀念和體系可以給中國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使立憲民主成功地建立起來。在〈中國傳統的自然法〉（一九五三年）中，他進一步提出儒家經典和新儒家關於“理”的概念，都或多或少類似於西方的“自然法”，“常常在歷史中成爲人們抗爭不公和踐踏人權的鬥爭武器。”與此相反，他很少在他的中文著作中讚美儒學，至少不那麼明顯和清晰，這也許是因爲害怕他的同胞過分自滿以致不想爲中國的現代化而鬥爭吧。

——余英時：〈民主概念和現代中國菁英文化的式微〉，《人文與民主》，頁123。

胡適和魯迅都是五四典型的象徵。中國中“呆儒”的毒太深，因此五四分子不得不反儒。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必須的，只是五四運動未能完成破而後立的工作，以致後來中國只懂得文化革命，不懂文化建設。五四分子必須受到批評，這是爲了以後在文化改革問題上處理得更成熟。“整理國故”、“建立中國文化史”這些未完成的工作，仍需我們後輩去努力。

對魯迅不滿？

從這一方面可以看出，南高在廣義的新文化運動中，也發生過很重要的作用。《學衡》一出來以後就被魯迅痛罵，魯迅在中國大陸就是聖人，他說你好，那就上天，他說你壞，那就下地獄了。所以，《學衡》這一批人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是完全翻不了身的，個個打到十八層地獄。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余英時院士“余紀忠講座”演講全文〉，《人文與民主》，頁97-98。

我們更要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古典傳統，並消化這個偉大的傳統，以期收推陳出新之效。……“五四”時代的中國學人雖然激烈地要推倒中國傳統，他們自己卻正是從古典研究中翻出來的。

——余英時：〈民主與文化重建〉，《人文與民主》，頁113。

魯迅的古典功力深，又以爲因此自己思想有“鬼”，所以要青年少讀或竟不讀中國書。而余英時在《人文與民主》常爲中國傳統/文化辯護，敘述過程似處處批判魯迅。

民主之“量”與“質”

我認爲民主不只是“量”（quantity）的問題，一人一票、一百票就勝過九十九票之類的，那就是太粗淺。民主有“質”（quality）的問題，就是領導社會、政府各階層的領袖，必須要有高度人文修養，否則不配做民主時代的領袖。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余英時院士“余紀忠講座”演講全文〉，《人文與民主》，頁93。

若沒有很好的文化修養，僅僅操縱選票的數量，那麼民主就變成暴民政治，不是好東西。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余英時院士“余紀忠講座”演講全文〉，《人文與民主》，頁94。

進步不棄舊

今天我們有一個欠正確的觀念，認爲進步便是不要舊的了。不曉得進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間還是包容著舊的。這才是進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進步。進步必是由舊的中間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間依然保留著舊的，那麼這個新的當然比舊的是進步了。

——錢穆：〈史記（下）〉，《中國史學名著》，頁83。

日本是亞洲現代化最成功的地方，也正是由於它沒有發生暴力革命。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由日本傳入，而非直接由歐洲、俄國傳入。日本有了馬列主義以後，並不照單全收，他們喊著要“脫亞入歐”，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全盤西化”，但他們仍然保存了自己的種種傳統並能夠自由選擇，沒有暴力革命，就能夠如此，香港、臺灣也是。

——余英時：〈臺灣人文研究之展望〉，《人文與民主》，頁68。

王國維自殺原因

二〇年代中國革命的時候，喊著要打倒豪強地主，到處殺人，和王國維很熟識的葉德輝被扣上反動派的帽子，在湖南被活活打死，王國維也因此一刺激而自殺。

——余英時：〈臺灣人文研究之展望〉，《人文與民主》，頁68。

究竟中國有沒有哲學？

因此金岳霖才認定“中國哲學”應該理解爲“在中國的哲學”（“Philosophy in China”），而不是“中國的哲學”（“Chinese Philosophy”）。正如“中國物理學”只能是“物理學在中國”，而不是“中國的物理學”（“Chinese Physics”），因爲嚴格地說，後者是根本不存在的。

——余英時：〈“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人文與民主》，頁57。

如果說“國故研究運動”時期已經有金岳霖這樣的理解，那麼最近還能聽到“究竟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個問題實在是無理得很。然而畢竟是“中國哲學”這個詞彙帶有混淆性。不是看到余英時引金岳霖的說法，我也不知這個問題原來不應存在。無怪乎胡適（後期）、錢穆、葛兆光等都採用“中國思想史”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