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影響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中國文學史上李清照曾離婚再嫁，因爲她的詞寫的非常好，人們就想像她如何漂亮高雅；又按照後來的貞操觀念，想像中，不能容忍她再嫁，而且還是嫁給一個壞人！傳說她第二個丈夫與秦檜有關係呀。所以，一些喜歡李清照的人一定要考證她根本沒有再嫁，這就是受到了後來的文明觀的影響。

——葛兆光：〈第八講：文化史和文明史〉，《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頁219。

雜種文化

其次，因為日本沒有歷史和傳統所支持的、整體的、根本的解釋系統，它的許多文化是借來的，拼湊而成，所以不大有主體性。大家都知道，日本人的模仿性很強，他們甚麼都可以拿來用，連異族的語言也一樣。……日本凡是外國新詞，一概拿來就上，只管用片假名注音，如果隔兩年後再去看日本的報紙，會發覺看不大懂了，因爲片假名太多了，日本人拿片假名把英文、法文直接拿過來用。……一位熟識的日本教授也說，他看報紙也經常看不懂。……說得過分一些，日本是沒有“體”只有“用”的文化，是一個不斷整合起來的雜拌兒，這不是一個貶低的說法。像田邊元在《種的理論》裡面就說到這一點；很有名的加藤周一曾寫過《雜種文化》。

——葛兆光：〈第九講：知識史與思想史〉，《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頁229。

學術研究的新時代

疑古思潮盡管在二三十年代就不再成爲很強大的思潮，但疑古派的許多考據原則和認定古籍的原則實際上仍在使用。總的來說，近二三十年的考古發現，逐漸對疑古思潮提出了很多挑戰。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由於出土材料的發現，使許多過去被認定是僞書的書籍不再是假的。……而且，還有人說，可能《僞古文尚書》也不一定全僞，這是很麻煩的事情，因爲關於這本書的考訂，從清代奠定了中國人認識古籍的一些標準，一些研究的範式和考訂的原則。如果這些書並不僞，那麽，清代考據學的成就就要重新估計；清代考據學的原則要是被懷疑，現代很多歷史文獻研究的方法就也要被重新檢驗了。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頁130。

李零曾說現在的出土文獻幾乎把我們帶到“龍頭”了。現在是學術研究的新時代，而我對這個新時代是感到畏懼的。我現在這個階段本來應該是要吸收20世紀各位大師的研究成果，然而新出土文獻不斷挑戰他們的研究成果（如錢穆曾用三篇文章論證先莊後老，結果就被郭店老子推翻了，我一直爲此感嘆），這樣讓我開始懷疑，我干嘛還要讀他們——主要涉及先秦學術思想——的論文。可是，要說直接親自去碰這些新出土文獻卻又不夠資格，而新出土文獻的研究又不如古代。如帛書老子註釋本的數量遠不如通行本註釋的數量。而且，又會不會有更早的出土文獻證明現在所看到的出土文獻也是僞的？怎麽辦？是否一定要由始至終？還是說可以由終至始？或者還是可以不必理會那“僞書”的時代，直接爲不古不今之學？歸根到底，是我的惰性讓我祗想吃現成飯，而缺乏五四那勇破勇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