戇居

梁：很多香港人認爲讀書對工作有幫助，你有這個想法嗎？

黎：若是說與工作相關的，也許是我最初所讀的那些吧，像 How to Make a Million Dollars，不過很快你便會覺得它們很“戇居”，它們都是胡說八道。它們的唯一意義就是能夠激勵你的野心，讓你心裏有一份“cando-ism”；既然作者都能夠賺到one million，那麼我也同樣可以。或許對年輕人來說這樣很有用處吧。

——梁文道：《訪問·黎智英》，頁228～229。

中文有毒

陳：近日我在寫第二本關於應用文的書，教人如何作文。方法其實只有一個。讓我說一個例子：去年特首到元朗去，一個來自石崗菜園村的女士想向特首請願，給他一封信。那時特首正在“勝利牛丸”食麵，說請讓他先行用膳，然後才接收她的信。可是，特首用膳後便直接離去了，沒有接信，因爲他知道那名女士是來抗議菜園村收地事宜的。那名女士欲隨後追上，卻被保安人員攔截、跟著倒地。傳媒訪問她有何感想，女士衝口而出說了十個字：“咁嘅特首，簡直痛心疾首！”我想想，這句話的特色，是一句口語的四六駢文。

梁：哈哈，好厲害啊！

陳：如果用白話文來說，就是“如此特首，簡直痛心疾首！”或“如斯特首，簡直痛心疾首！”然後我想到，究竟這名女士的話是從何而生的呢？其實，從前的戲曲、南音、對聯、或者是通勝的千字文，全都是淺顯通俗的四六文。即使她不讀這些，聽聽舊時的流行曲如《鐵塔凌雲》，全都是四四或四六字的，很淺顯。當大家將這些入了腦，便能夠於說話中流露出來。可是當這些句子進入了學校，卻不讓你這樣寫，反會將它改成：“這樣的特首，真的令人痛心疾首了。”語文教學將中文原本最精練的口語與文言文的表達方式扼殺了。因此學生不知道中文可以切句、停頓；不知道中文沒有所謂的形式文法，只有作句的章法；中文也不像英文，沒有甚麼動詞變位，亦沒有第三身單數、無過去式、無時態。

——梁文道：《訪問·陳雲》，頁196～197。

陳：這個“法定語文事務部”也是令人把火，因爲在殖民地時代，它叫做“中文公事管理局”，這個名字十分謙虛，意指他們只管理公事上的中文。

回歸後改名爲“法定語文事務部”，嘩！你是翰林院嗎？即使是翰林院和皇帝也不可以制定法定語文，因爲語文是來自經史的，只有史官勉強可以出聲。但是，一個在公務員事務局之下的機構，憑甚麼？如果我掌權，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拆它招牌。只是改了名就好像很巴閉。這就是一般搞政治抗爭和社會抗爭的人經常忽略的部分，其實它是一個很可怕的統治機器。

——《訪問》，頁200。

走到底

梁：我猜你以後也不會用中文寫書了。

哈：不太會，除非是寫小的東西，大的應該繼續用英語。這個決定已是個痛苦的決定，找到一條路以後，必須一直走到底。人生你不能反反复复，生命是很短的。

——梁文道：《訪問·哈金》，頁169。

焦點

吳：當然，傳媒對待明星亦差了，以前傳媒跟明星相敬如賓，尊敬你的工作；現在的傳媒將你捧上天後，又踩到地上，艷照風波只是將這種情況集中表現而已。許冠傑1992年開演唱會，《明報》寫的是哪個環節最感動；最近何韻詩開演唱會，傳媒報道的是她走光。

——梁文道：《訪問·吳俊雄》，頁140。

動物園≈學校

榮：有一回設計一個動物園，當時我覺得應該讓動物有自由，於是就把它設計成將遊客鎖在籠子裏看動物。然後我們再設計一所學校，忽然有了很大感觸，原來學校這麼像以前的動物園，有很多問題，自此我就一直很關心教育的事了。

——梁文道：《訪問·榮念曾》，頁106。

困局

王：爲甚麼做電視藝人？我想原因是我見到董啓章先生、駱以軍先生（知名臺灣作家），或者臺灣和香港許多中生代的作家的經歷。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是否這樣認爲，但我覺得他們面臨一個困局，可能是環境給他的，或者是自己給自己，就是膠著狀態，很辛苦。而他們能夠做的，要不是放棄，要不就是繼續陷在困局中；我看不見任何人能夠突破。所以當我看見這困局，我很擔心如果我不嘗試走另一條路，即使我能夠寫得像他們一樣好，達到他們的境界，頂多是將自己的頭塞進膠袋裏，接著我還可以做甚麼？我在教寫作班的時候，好像向學生展示了一個可能性或者一個夢想；但原來這條路到最後是一個膠袋，一個死胡同，那我是否還有信心向學生講這一套道理？我有很大疑惑。

——梁文道：《訪問·王貽興》，頁44。

梁：你曾經那麼愛看書，現在看書的時間這麼少，你滿意嗎？我想你一生看書最少的時間就是現在吧。

王：對，唯有自欺欺人地告訴自己反正最近沒甚麼好書。

——《訪問》，頁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