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北返的抱負

我縱覽《日記》，可以大致斷定，他（按：胡適）北返的最初抱負似乎主要包括下面三個方向：一、改革北大，以帶動全國大學的現代化；二、通過中基會的編譯計畫，大量翻譯西方的名著；三、努力發展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最後能將“漢學”（Sinology）的中心從日本京都或法國巴黎移到中國，特別是當時的北平。

——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頁36。

夷夏同宗

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它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與“聖教同源”；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卻考訂出來了，原來連這“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這豈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無論甚麼，在我們的“古”裡竟無不包函了！

——魯迅：〈古書與白話〉，《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第三冊，頁227。

如同朱熹吸取釋、道之說？

珍本與廢紙

實踐證明，沒有版本知識的人，往往會將珍本當作廢紙；而經驗豐富的人卻有時會從廢紙堆中發現珍本。

——程千帆、徐有富著：《校讎廣義·版本編》，《程千帆全集》第一冊，頁20。

突然想起某位以電子書爲尚的老師。幸有識者整理了那批舊書，否則當真成廢紙矣。

梁文道談面子書與推特

比如說今天我批評某個東西很混帳，你 like，他也 like。他看到我這樣寫，自己寫一個更激進的，你很 like，他也很 like。你發現我們都寫那麼激進的，你寫一個更激進的。最初先是說這個人很可疑，最後罵他是一個王八蛋、王八蛋孫子，就會越搞越激進。大家的想法是趨同的，這是我討厭面子書的理由。

……

面子書一定要先做我的朋友，推特一定要先追隨我，你才看得到我，所以這是一個圈子。習慣在這種圈子發表意見的人，他們久而久之會以爲自己是在做一個公開、公共的討論。……他們總會覺得他們自己寫了甚麼重要的東西，可是外面的人怎麼看不到呢？

……

玩推特的人玩慣了之後，會覺得上午的新聞，他開始感覺到是上禮拜的新聞。上午的新聞如果你的追隨者夠多，一下子就被淹沒了，一下子就幾百條訊息，你就再也看不到，再也不會關注了。另外，你在推特上問問題，反應是即時的，看到有人這麼寫，即時給一個反應他。你會覺得你不反應，你好像不存在一樣。

……

平常我們寫作是有時間跟空間，去把這個東西停一下、靜一下、過濾一下、沉澱一下，再去整理自己的想法，但推特取消了這個距離感跟空間。

——梁文道，《亞洲眼》2010年10月號

舊文化的監獄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爲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

何時才不給長城添新磚呢？

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

——魯迅：〈長城〉，《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冊，頁61。

拒導師

青年又何須尋那挂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甚麽荊棘塞途的老路，尋甚麽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魯迅：〈導師〉，《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冊，頁59。

人要發展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麽？我以爲人類爲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爲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魯迅：〈北京通信〉，《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冊，頁55。

活動而有若干失錯，極致若文革者，也終於留下歷史傷痕，使人民帶著教訓繼續向上發展。

撇開門戶之見

宋代以後，這個“太極圖”成了中國宇宙觀念的象徵，但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其中最嚴厲的批評來自儒家學者自身。他們認爲，“太極圖”出身不正，是竊取了道教的説法，是由宋初道士陳摶首先提出來的，所以它不能作爲儒家宇宙觀念的象徵。其實這種見解只是一種固步自封的門戶之見。就算它是道家的東西又怎麽樣呢？道家不也是中國古代思想世界的組成部分嗎？道家可以從被冊封爲儒家經典的《周易》裏吸取營養撰成《周易參同契》之類的著作，儒家爲什麽不可以從道家那裏吸取有用的東西建構自己的宇宙圖式？

——葛兆光：〈周易：占筮與哲理〉，《中國經典十種》，頁38。

罵儒的背後

胡適是另一位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領袖，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稍有不同的例證。在提出“打倒孔家店”這個全國皆知的反儒戰役口號的事上，他比其他人負有更大的責任。但是，做爲一個溫和的自由主義者，他似乎從一開始就發現不應該把做爲國家意識形態的儒學和他稱之爲“人文和理性的中國”的核心的儒家價值觀混淆起來。特別有意思的是，在他的許多英文著作裡，他常常把儒學和西方自由主義作對比。當然，胡適在智識上很圓通，他不會宣稱中國古代已獨自發現了民主的概念。但是，他也清楚地提出，某些儒家觀念和體系可以給中國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使立憲民主成功地建立起來。在〈中國傳統的自然法〉（一九五三年）中，他進一步提出儒家經典和新儒家關於“理”的概念，都或多或少類似於西方的“自然法”，“常常在歷史中成爲人們抗爭不公和踐踏人權的鬥爭武器。”與此相反，他很少在他的中文著作中讚美儒學，至少不那麼明顯和清晰，這也許是因爲害怕他的同胞過分自滿以致不想爲中國的現代化而鬥爭吧。

——余英時：〈民主概念和現代中國菁英文化的式微〉，《人文與民主》，頁123。

胡適和魯迅都是五四典型的象徵。中國中“呆儒”的毒太深，因此五四分子不得不反儒。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必須的，只是五四運動未能完成破而後立的工作，以致後來中國只懂得文化革命，不懂文化建設。五四分子必須受到批評，這是爲了以後在文化改革問題上處理得更成熟。“整理國故”、“建立中國文化史”這些未完成的工作，仍需我們後輩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