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儒的背後

胡適是另一位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領袖，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稍有不同的例證。在提出“打倒孔家店”這個全國皆知的反儒戰役口號的事上，他比其他人負有更大的責任。但是，做爲一個溫和的自由主義者，他似乎從一開始就發現不應該把做爲國家意識形態的儒學和他稱之爲“人文和理性的中國”的核心的儒家價值觀混淆起來。特別有意思的是，在他的許多英文著作裡，他常常把儒學和西方自由主義作對比。當然，胡適在智識上很圓通，他不會宣稱中國古代已獨自發現了民主的概念。但是，他也清楚地提出，某些儒家觀念和體系可以給中國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使立憲民主成功地建立起來。在〈中國傳統的自然法〉（一九五三年）中，他進一步提出儒家經典和新儒家關於“理”的概念，都或多或少類似於西方的“自然法”，“常常在歷史中成爲人們抗爭不公和踐踏人權的鬥爭武器。”與此相反，他很少在他的中文著作中讚美儒學，至少不那麼明顯和清晰，這也許是因爲害怕他的同胞過分自滿以致不想爲中國的現代化而鬥爭吧。

——余英時：〈民主概念和現代中國菁英文化的式微〉，《人文與民主》，頁123。

胡適和魯迅都是五四典型的象徵。中國中“呆儒”的毒太深，因此五四分子不得不反儒。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必須的，只是五四運動未能完成破而後立的工作，以致後來中國只懂得文化革命，不懂文化建設。五四分子必須受到批評，這是爲了以後在文化改革問題上處理得更成熟。“整理國故”、“建立中國文化史”這些未完成的工作，仍需我們後輩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