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極注重人之心理方面

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只須其合禮，即是至好。至其發於行爲，果得有利的結果與否，不必問也。事實上凡人性情之真的及合禮的流露之發於行爲者，對於社會多有利，或至少亦無害，但孔子則不十分注意於此。如三年之喪之制，本可以曾子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之說，與以理論的根據；但孔子則只謂不行三年之喪，則吾心不安，行之則吾心安。此制雖亦有使“民德歸厚”之有利的結果，但孔子不以之作三年之喪之制之理論的根據也。孔子不注重行爲之結果，其一生行事，亦是如此。子路爲孔子辯護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63～64。

君子問其宜，不計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