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須永遠重寫的哲學史

歷史有“歷史”與“寫的歷史”之分；哲學史亦有“哲學史”與“寫的哲學史”之分。寫的歷史，與歷史既難符合，則寫的哲學史，亦難與哲學史符合。且寫的哲學史所憑藉之資料，純爲書籍文字；則上述三種困難，尤爲難免。所以西洋哲學史只有一個，而寫的西洋哲學史，則何止百部，其中無有兩個完全相同。中國哲學史亦只有一個，而寫的中國哲學史，則有日漸加多之勢。然此人所寫，彼以爲非，彼之所寫，復有人以爲非，古之哲學家不復生，究竟誰能定之？若究竟無人能定，則所謂寫的歷史及寫的哲學史，亦惟須永遠重寫而已。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緒論》，頁14。

陳寅恪先生謂余英時先生“作者知我”之語，何其可貴！